反倒是《狗官》，由于写得太过直白，不那么讨法国文学界喜欢，虽然读者们对《狗官》的评价也颇高。

1929年，这是二战前法国出版界繁荣的最后一年。

《神女》的周销量便达到3万册，第二周增至11万册（总销量），第三周才终于减缓下来，总销量刚刚突破15万册，《狗官》的同期销量是7万册。

从没有哪个远东作家的作品，能在法国图书市场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，《神女》甚至在法国带起一股“东方热”。

连带着周赫煊的学术专著《大国崛起》、《枪炮、细菌与钢铁》、《菊与刀》，都随之热卖。特别是前两本史学著作，因为顺应了此时法国史学界对“新史学”的批判潮流，以其越时代的学术观点和方法，受到法国历史学、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巨大关注。

正好费弗尔和布洛赫的《经济社会史年鉴》杂志创刊，许多力图推翻“新史学”的学者，纷纷加入学术大讨论中，这本杂志瞬间成为法国史学革命的阵地。

怎么说呢，就相当于中国五四时代的《新青年》，这本《年鉴》杂志成为了史学革命的旗帜。

而周赫煊莫名其妙就成了法国史学革命的旗手，没办法，他那两本书太前了。别人还在号召摸索新的史学研究方向，他直接扔出两本现代史学巨著。

这就好像科学家在研究模拟信号的移动电话，周赫煊直接生产出智能手机，没法不让人感到震撼。

吕西安·费弗尔在《年鉴》杂志中直言：“《大国崛起》和《枪炮、细菌与钢铁》，无疑引领着世界史学研究潮流，如同茫茫大海当中的灯塔，引导着世界史学界的前进方向。周赫煊先生，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、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，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性。”

嗯，周赫煊这个“现代史学开派祖师”是当定了。

由于周赫煊的几部作品，同时在法国文学界、史学界、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引起轰动，瞬间成为最耀眼的学者明星。

法国的各种报刊杂志，纷纷加入对周赫煊的大讨论中，称周赫煊为“继泰戈尔、辜鸿铭之后，东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”。

而这种响亮的名气，正在以法国为中心，向整个欧洲飞快扩散。